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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的花溪公园 堪称“打卡”胜地

贵州都市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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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当时的花溪公园为什么成为“打卡”胜地?人们为什么会把这里的照片带到全国各地?带着这些问题,都市新闻记者于5月17日采访了彭匡先生,不仅看到了大量花溪公园的老照片,而且听他讲述了一段贵阳照片走向世界的特殊历史。

都市新闻记者赵毫 图由受访者提供

“很熟悉,这张照片,我在家里见过。”

本报《80年前的花溪公园老照片,揭开了它的“前世今生”》一文于近日发布后,引起了广泛反响和讨论。其中,贵阳百年老相馆阿嘛相馆后人——82岁的彭匡先生看到老照片后,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。

当时的花溪公园为什么成为“打卡”胜地?人们为什么会把这里的照片带到全国各地?带着这些问题,都市新闻记者于5月17日采访了彭匡先生,不仅看到了大量花溪公园的老照片,而且听他讲述了一段贵阳照片走向世界的特殊历史。

  拍花溪公园的相馆,如今113岁啦

看了两张有关花溪公园的老照片后,彭匡先生指着有“花溪棋亭”字样的一张说:“很熟悉,这张照片,我在家里见过。”由此,也引出了一家百年相馆,如何记录贵阳历史变迁的故事。

而谈起这家老店,则得从彭匡先生的爷爷、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秀才彭玉书说起。彭匡说,爷爷彭玉书在老家广东陆丰的学堂执教期间,在向一位英国传教士学习了摄影技术后,便于1907年在陆丰开了一家照相馆,后又迁居广西玉林继续从事摄影,并以此为终生职业。

“1937年,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,家里决定把相馆迁到大后方,并由我父亲彭晓波在昆明、贵阳分别考察,最后在贵阳大十字租了间店面开设相馆,并取名为‘阿嘛’,叫‘广东阿嘛日夜照相馆’(简称阿嘛相馆)。”彭匡解释,“阿嘛”是广东客家话,一味惊喜、肯定和赞赏。以此作为店名,就是希望能把生意做到令人赞叹的地步。

他说,由创办之初算起,阿嘛相馆至今已有113年历史。

在当时,由于阿嘛相馆拥有最先进的进口设备,加上服务热情、技术过硬,因此生意十分红火。每到过年时,许多贵阳人都会穿上新衣,举家来相馆排队,照一张喜气洋洋的“全家福”。此外,一些因抗战转移到大后方的文化人,如戏剧家田汉、画家徐悲鸿等,也在阿嘛相馆留下了珍贵的影像。

彭匡表示,当时阿嘛相馆为慕名而来的客人利用布景拍照,也应客人的要求前往现场拍照,拍摄的照片除少数在拍摄日期后面写有“阿嘛摄影”或在下角盖有阿嘛的钢印外,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标记。《80年前的花溪公园老照片,揭开了它的“前世今生”》一文中,重庆人谢先生提供的老照片,可能就属于后一种情况。

岁月变迁中,花溪公园和贵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当时的照片,便成了历史的见证。多年前,当花溪区政协组织编《花溪记忆》老照片集时,辗转联系到彭匡,他于是把当年的胶卷翻出来,通过现代技术转换成数码照片。

“当大屏幕显示出花溪碑的那张照片时,大家都非常兴奋。特别是出现花溪文笔塔的老照片时,会场都轰动了。”采访中,彭匡如此回忆这些老照片带来的惊喜。

一段因“抓特务”而结下的友谊

当时的阿嘛相馆,又是如何参与到花溪公园的拍摄的呢? 谈起此时,彭匡先生讲述了特殊年月,一段由“抓特务”而结下友谊的趣事。

他说,父亲当年在大十字装修照相馆时,因得知贵阳一个油库失火,于是便前往拍照。习惯了旧式穿戴的贵阳人,突然看到一个西装革履、且留着一戳小山羊胡的青年时,便议论纷纷起来,并很快传到了警察局。警察以为时尚的青年就是纵火的特务,拍照是为了回去立功领赏,于是便把他给抓了起来。

发现特务,这可是大事,于是很快传到了当时的贵阳县县长刘剑魂那里,认真的县长也决定亲自过问此事。但询问时,时尚青年叽叽哇哇的话语令人完全听不懂,于是不得不找来两广会馆的人帮助。这样,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。

“当时,刘剑魂正在修建花溪公园,于是就邀请我父亲拍照,并从此结下了友谊。”彭匡说。

他告诉记者,之后不久,刘剑魂调离贵阳县县长的职位,由继任县长李大光接手花溪公园的建设,并修建了后来标志性的大门,由军界要人何应钦亲自题写“中正公园”四个大字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公园正式改名“花溪公园”,并沿用至今。

之后世事变幻,但从花溪公园建设之初到今天,阿嘛相馆及后人都拍下了大量的照片。

采访中,彭匡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批由胶卷转换而来的花溪公园老照片,以及他后来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大量照片。这些照片中,既有其父亲彭晓波于80年前拍摄的花溪公园大门、放鸽亭、棋亭等景观,也有他后来拍摄的各种数码照片,真实地再现了花溪公园原始风貌和时代变迁。

有趣的是,花溪公园最初建设者的后人刘雍,与最早的拍摄者的后人彭匡,其实青年时就已认识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他们一个是“旧官吏旧军阀”的后代,一个是“资本家”的后人,都避而不谈父辈的事,因此竟然不知道,两位老人早已相识,两个家庭其实是世交。

因此,在看到本报《80年前的花溪公园老照片,揭开了它的“前世今生”》一文后,彭匡兴冲冲地找到刘雍的联系方式。电话中,两位20多年未曾联系的老人,兴奋地回忆父辈的故事,感叹这一段特殊的经历。

  贵阳照片很走俏,飞虎队曾带到美国

至于有关花溪公园等贵阳老照片,为何会流落到其他地方,彭匡也给出了解释。他说,当时正值战乱期间,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贵阳逃难。当要离开,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返回家乡时,都免不了要记录这特殊的经历,于是或拍照纪念,或购买有关贵阳的各种照片,以此怀念第二故乡。见此商机,阿嘛相馆也拍摄了不少类似的照片。

令彭匡没想到的是,这些贵阳的老照片,不仅流到全国各地,甚至也飞到了大洋彼岸。

2018年,彭匡在美国的援华抗战史料汇展美国巡展启动仪式活动上,遇到一位当年曾在贵阳住过的飞虎队老英雄陈科志。交谈中,他了解陈老先生不仅在贵阳居住过,离开时还专门带了几套贵阳的照片,其中有花溪公园、贵阳二·四大轰炸以及贵州民族工艺品等。

“当时,这位老英雄说:‘太怀念你们贵阳的肠旺面了,特别是阿嘛对面的那一家。我说,我就是阿嘛的后人,于是热烈攀谈起来。’”采访中,彭匡如此回忆在大洋彼岸,热烈畅聊贵阳旧事的场景。

他告诉记者,通过交流得知:这位飞虎队队员是湖南人,本来在清湖大学读书,抗战爆发后迁到昆明。当时,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(又称飞虎队)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,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,报名参加的他因为英语特别好,因此被作为地勤人员招录。之后到美国学习,再回来从事飞虎队的工作。

当时,陈科志告诉彭匡,自己在贵阳期间,住地就在科学路的民众教育馆,离阿嘛相馆非常近,因此照片都交给相馆冲洗,而走的时候,也买了一些贵阳的纪念相片。在美国的日子,每每翻看那些老照片,就忍不住想起当初的经历。

“陈老英雄很想来故地重游,到贵阳居住过的地方,特别是晴隆的二十四道拐看看,但因年纪大了未成行,并且已经于去年去世了。”彭匡说。采访中,他给记者看了与这位老英雄的合影,以及得知老英雄离世时的微信朋友圈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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